在12月12日天津自贸区被国务院敲定以后，天津市相关职能部门变得忙碌起来。天津市商务委、滨海新区政府及相关功能区的部分从事政策研究的核心人员已不在原单位办公，他们被抽调到天津市政府大院，研究拟定备受瞩目的天津自贸区方案。

　　天津自贸区方案进入最后修订阶段。之后，天津市将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方案进行会商、修订，对内容进行最后确定。最终，方案将从商务部递交到国务院。

　　这是天津自贸区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关乎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地区开放开发的新一轮机遇。在正式启动自贸区议程的同时，如何在上海自贸区经验的基础上打造出国内自贸园区的“天津版”，这是天津市将要接受的挑战。

　　承载区的蓝图

　　在自贸区方案出来之前，关于天津自贸区的目标、范围、任务和措施仍未完全敲定。但据一位接近天津市政府的人士透露，天津自贸区的范围最终还是定在64.5平米公里，即包含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18.71, -0.44, -2.30%)保税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

　　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表示，未来这里就是天津的“陆家嘴(38.00, 2.01,5.58%)”，甚至是北方金融中心。这原本也是天津市对于家堡金融区的设计。

　　在过去几年，海河两岸的建筑群已拔地而起，中心商务区正在聚集人气。史继平认为，从硬件设施上来看，中心商务区完全具备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在北方地区还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像于家堡这样有集中的现代化写字楼，这是硬件上的实力。

　　且再过一年，从天津站到塘沽的轻轨将延伸到于家堡金融区，从地下可进入各个商业楼宇。这将改变中心商务区位置偏远的劣势。

　　作为天津自贸区的重要载体，天津自贸区的敲定为中心商务区带来了最好的机遇。下一步可以预见的是，投资贸易便利化举措、简政放权等行政改革措施的推进，法制化的营商环境的构建都将加速北方地区金融机构向这里聚积。

　　作为三个承载区中唯一没有封关运作的商务配套区域，中心商务区能否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如其所愿委以金融创新的重任，只待天津自贸区方案出炉便能见分晓。如今在自贸区范围内的滨海新区各功能区，都在努力推介自己，以争取在自贸区中的有利定位。

　　据了解，天津自贸区初设三大承载区是天津市的统筹考虑。三个承载区各有明确定位，且在实体业务上已形成协同发展的关系。

　　作为天津最早开放的窗口，天津港保税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它从天津港内的一个商业保税仓库逐渐延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汽车口岸，再扩展到空港经济区。刘恩专认为，天津港保税区最核心优势是形成了先进制造业和国际物流业的聚积。

　　东疆保税港区是基于天津港东疆港区填海而形成的。建成后，与南疆、北疆联系起来，形成天津港港区运作的区域。在东疆保税港区建立后，保税区的政策推到码头前沿，推进了东疆港区自由贸易便利化，使其逐渐具备了境内关外的特征。

　　而国际贸易港区要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核心是金融业的配套发展。东疆保税港区敏锐地抓住了创新性业务——融资租赁。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东疆保税港区逐渐成为了融资租赁的聚积地，形成了以融资租赁为先导的高端航运金融服务业的优势。

　　作为未来金融中心的重要载体，中心商务区要实现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聚积。刘恩专表示，中心商务区的定位更具远见，它不仅考虑到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发展现状，还考虑到四五年后滨海新区金融服务业的体量和工商业的活跃程度，是两大海港区和空港经济区的后方商业中心。

　　他还认为，相比上海，天津贸易便利化将继续简化，将推进以天津海港为核心的京津冀通关一体化。而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天津自贸区将主要依托高端制造业实现金融和贸易服务创新，重点发挥融资租赁业务功能，增加对内辐射效应，突出自由贸易港功能。

　　“新意”在哪里

　　天津自贸区所体现“天津版”特色和创新在哪里？

　　刘恩专认为，津粤闽三地自贸区可能会推行一个整体的负面清单，这是一种理想模式。第一，这一负面清单的适用范围更大；第二，在第一批负面清单的基础上更为开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如果负面清单事无巨细，那与常规的行政管理模式又有多大差别？因此自贸区需要进一步简化清单。

　　对于上海自贸区实践的不足之处，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指出，主要是在金融改革领域步伐不够快，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两个方面。自贸区金融改革啃了骨头，但是没有啃到硬骨头。

　　刘恩专告诉经济观察报，天津自贸区未来的金融创新一定是围绕融资租赁，在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上提供便利，在投融资汇率的便利化上更进一步；对于企业自由贸易账户，上海自贸区只对世界五百强的跨国公司放开，而天津可能会结合自身经济特点进行创新。天津的经济体量没上海那么多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因而可能会对境外人民币的使用放低门槛。

　　据在制定自贸区方案的同时，天津市也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具有行政意义的自贸区治理结构。

　　根据上海市自贸区的经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作为上海市政府直接的派出机构，在官员配置上，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兼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兼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第一副主任，这一配置与浦东新区政府相当。因而，汪玉凯认为，第二批自贸区管委会为省级政府直接派出机构的可能性较大。

　　但天津自贸区所面临的情况远比上海自贸区复杂。天津港、东疆港所在的海港区和中心商务区几乎构成了滨海新区的核心区域，作为另一国家战略，滨海新区从行政级别上也是正局级机构，主要领导由副省级官员担任。那么，在割舍64.5平方公里的核心经济区后，滨海新区如何承担国家级新区的重任，未来又将如何处理与天津自贸区的关系，这都是需要权衡的问题。

　　针对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情况，汪玉凯认为，如果考虑到天津自贸区和滨海新区的整合问题，也可以将自贸区放入天津滨海新区的管辖范围，设为副局级机构，比滨海新区低半级，但自贸区管委会主任高配，由滨海新区的一把手兼任，这样就可以通盘考虑滨海新区和天津自贸区的发展，防止出现分割和对立的局面。